内容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年4月23日，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任之讲堂”2023年春季学期第2讲举行，本次特别邀请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郭沂教授作题为“中国哲学的元问题、组成部分、基本结构与建立时代”的线上学术报告，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院长尤洋教授主持，陈清春教授为点评嘉宾。

讲座开始，郭沂指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史料问题，诸如《尚书》《周易》《老子》《论语》《易传》《大学》《中庸》等中华核心经典的成书、作者、时代与相关史实一直存在争议，为此，郭沂教授投入了三十多年时间，直至去年他出版了《先秦文献探源》，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才告一个段落。其次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前提性问题。次讲座主要围绕这些相关问题展开。

报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如何理解哲学及其研究对象”。郭沂指出，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宇宙与社会三个领域，然而，这三个领域都属于现象领域，算不上本体，这种对哲学对象的定义是不完整的。郭沂认为，哲学研究对象应当从两个维度加以限定：一是横向维度，包括个人、自然和社会三个方面。另一是纵向维度，即现象背后的本体，即个人、自然和社会的最终根据。因此，哲学就是探讨自然、个人、社会及其本体的学问。郭沂指出，宇宙万物是无限的，因而对其本体的理解与解释也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加以探究，从而给出不同的答案，建构出不同的哲学体系。

为什么各种哲学发现的本体各不相同呢？郭沂认为，这是由于它们不同的问题意识造成的。在第二部分“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元问题”中，郭沂指出，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元问题是“这个世界是什么”；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元问题则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基于此，中西哲学的基本特点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比较：从哲学起源来看，西方哲学出自人类的求知本性，中国哲学产生于忧患和危惧；从哲学性质来看，西方哲学是纯知识、非功利的，中国哲学则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强调解决现实的问题；从哲学产生条件来看，西方哲学家们通常生活优渥，衣食无忧，但中国哲学家们并不依赖物质条件，甚至是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进行哲学探讨。

郭沂认为，中西哲学的元问题虽然不同，但其出发点都是现实世界，只是它们关注现实世界的不同侧面：西方哲学的元问题基于物（自然万物），而中国哲学的元问题基于人（人生与社会）。从大的方面来看，中西哲学研究对象大致吻合，只是立场不同，西方哲学站在物的角度看人，中国哲学站在人的角度看客观世界。郭沂将中西哲学之间不同的立场称为“泛物主义”和“泛人主义”。“泛物主义”有主客二分、知识性、思辨性与客观性四种特点，“泛人主义”有主客合一、价值性、体验性与主观性四个特征。论到“泛物主义”和“泛人主义”的优劣时，郭沂指出，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泛物主义”蔽于物而不知人，“泛人主义”则蔽于人而不知物。

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郭沂指出，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问题，从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伊始已经开始探讨。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是站在西方哲学的角度上进行门类划分，张岱年虽然注意到了中西哲学的不同，但他认为中西哲学在主要方面是一样的，只在次要的方面有所不同。郭沂对这三位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中西哲学都是为了解决其元问题与基本问题而展开的，而这些问题需要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加以阐明和论证，这些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就构成了哲学的组成部分。中西哲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的差异非常大，这使得解决的路径就不可能相同，中西哲学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相同。郭沂认为，中国哲学大致由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人生论、伦理学与政治学六个部分构成，并且结合作为中国本土哲学之典范和主流的先秦儒道两家哲学，对这六个组成部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精彩阐释。

讲座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郭沂认为，在中国哲学的六个组成部分中，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都属于现实的层面，即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人心论、人性论和本原论属于探索本体的过程，即哲学研究对象的纵向维度。

郭沂认为，中国哲学的整个体系就是为了解决“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元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哲学。具体地说，横向维度的三个部分，即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所阐述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纵向维度的三个部分，即人心论、人性论和本原论所主要探索的则是价值的根源，或者说是对价值正当性的论证。

他指出中国哲学对价值根源的探索大致有三种思路，一是内在超越说，二是外在超越说，三是经验主义说。

在此基础上，郭沂对中国哲学的六个组成部分在由其构成系统中的地位做出论断：本原论探讨宇宙之本源和世界之本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疑属于形而上学；人性论研究的对象人性也是超越的，也应归为形而上学的范围。人生论、伦理学、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和经验的，故称之为形而下学。鉴于人心一方面兼备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特征（既有内在性，又具经验性），另一方面又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故郭沂把人心论称为“上而下学”。

最后部分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建立时代。郭沂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前提性问题。1914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陈黻宸、陈汉章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的。1915年谢无量推出中国近代第一本《中国哲学史》，也是从三皇五帝写起的。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建立于三皇五帝时代。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上，这当然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缺乏根据的。1917年北京大学改请年仅 26岁的留美博士胡适开这门课，他从先秦诸子讲起。后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认为，中国哲学成立于先秦诸子。胡适和冯友兰的观点基本上奠定了百年的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框架，此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主张，中国哲学建立于先秦诸子。郭沂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早在20多年前出版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就提出，先秦哲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自远古至殷周之际为中国哲学的孕育期，自殷周之际至春秋中期为中国哲学的创建期，春秋末年为中国哲学的成熟期，战国为中国哲学的深化期。在讲座中，他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新的论证。他认为，判断中国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应该是形而上学的出现与否。郭沂经过重新考察西周时期的核心概念“天”和“德”后发现，西周时期的“天”已经具有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两层含义了，这意味着当时已经存在本原论。中国哲学的六个组成部分在西周时期都已经存在，由此，郭沂认为，中国哲学并非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以降的诸子时代，而是形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以降的西周时期，而周公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周公早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大约四个世纪。

在点评环节，陈清春认为，郭沂的讲座对中国哲学元问题、组成部分、基本结构与建立时代都有很精彩的分析和说明，并对“元问题”的提法、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价值的本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创始时期是西周、周公是世界第一个哲学家等观点深表赞同。基于讲座内容，陈清春与郭沂就“天人合一思想中是否包含着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国哲学的核心特征是否是主观的、任意的？”、“人生论、人心论与人性论是否可以完全划分开，能否将三者合为人生论？”与“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划分为形而下学是否合理，这二者与其他经验科学的界限如何划分？”这四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

在答疑环节，线上听众踊跃提问。郭沂对“儒家的天和道家的道是不是一样？”、“如果不将‘心’作为价值的本原，是否可以理解为祛除了‘心’的超越性？‘心’还具有本体地位吗？这样做是否会消解掉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如果不讲‘心’的本体价值，人是否还能‘参天地、育万物’，保持价值地位的优先性?”、“讲座中心的作用能够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心都能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为什么心不能有本体地位呢?”等问题作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解答。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一千四百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线上听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采取了线上直播的方式。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董化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