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5月29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十一场学术报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席教授、系主任陈嘉明应邀作题为“知识论在中国的演进”的报告。项目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陈常燊教授为点评嘉宾。

讲座开始，陈嘉明首先介绍了基本概念，即“知识（knowledge）”和“知识论（epistemology）”。按照目前国际学界通行的定义，知识是得到确证的真信念。真、信念、确证三个要素构成了“知识”的规定性。“知识论”是哲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研究认识的来源、有效性及其范围。在知识的类型问题上，赖尔将它区分为两类：一是“知道如是”（knowing that），即某种“命题知识”，也就是知道某事是如此这般的；二是“知道如何”（knowing how），主要涉及知道如何行事，也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各种任务的问题”，其规定性主要有智力、行为和规范三个要素。

讲座中，陈嘉明主要以儒家哲学的知识论为代表来论究中国古代的知识论。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八纲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倡导的理想人格是“三达德”，即“智（知）、仁、勇”。由此可见“知（识）”概念在古代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冯友兰却断言：“知识论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起来”。张东荪也说：“中国哲学向来不重视知识问题”。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知识论，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论？陈嘉明通过孟子、董仲舒、张载、朱熹、王阳明等关于“知”的论述后指出，儒家素来轻视源于感官经验的“闻见之知”，而重视通过内省获得的“德性之知”，断言只有后者才是唯一的知识，“知”乃是道德践履方面的知识。

陈嘉明通过与西方求真知识论的三要素“信念”、“确证”与“真（理）”相比较，分别论述儒家的知识观中是否具有相应的概念与涵义。最后陈嘉明指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的概念，基本上不进入儒家的主流视野与话语。儒家的知识观与西方求真的知识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求真的知识论在中国古代确实没有发展起来，在儒家那里发展出的是一种强调“知行合一”和道德践履的“力行”知识论。

陈嘉明认为，这也为解答“李约瑟难题”提供了一个视角。第一，中国的知识论不是一种求真的知识论，而是将道德知识看作唯一的知识，这客观上排斥了科学的认识方式——通过观察、实验获得真命题；第二，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与科举相结合。在科举制制度下，考试内容仅限于儒家经典，这无疑限制了数学、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发展。

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是知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这体现在两部著作上。第一部是张东荪的《认识论》，论述的是有关认识的来源、性质、种类等内容，介绍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在论、表象论的有关思想。陈嘉明指出，这本书综合性西方多种流派，提出了一种“多元认识论”。第二部是金岳霖的《知识论》，是金岳霖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真正的研究性著作。陈嘉明认为金岳霖的《知识论》以“正觉论”为中心，开拓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知识论，构成了中国知识论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转变。

谈到知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陈嘉明指出，金岳霖的知识论的概念系统与当今主流的知识论并不一样，尚不属于分析知识论的范畴。他认为，我们可以从齐硕姆（R. Chisholm)的《知识论》的前后三版内容的变化中看出，分析知识论，或者说当今英美流行的知识论框架，实际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也就是在“葛梯尔问题”（1963）提出之后，才逐渐成型的。齐硕姆的《知识论》第三版（1989）展现的是当代知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可见分析的知识论大体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型的。

中国国内从90年代开始引进知识论，在时间上很接近分析知识论的成型时间。胡军的《知识论引论》（1997）、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2003）与徐向东的《知识、怀疑与辩护》（2006）等著作的出版对于分析的知识论在我国的传播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知识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2014）、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知识论分会（2018）、美中知识论会议（2018）等，是当代中国知识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厦门大学知识论团队所做的工作（《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知识论译丛》等）也推动了国内知识论的发展。

在讲座中，陈嘉明对自己近些年从事的“理解的知识论”研究做了简要的介绍。他认为，对于知识论领域目前的焦点之一的“理解论”，国外学者局限于把理解看作是把握事物的结构性相互关系，主张当我们把握一个对象的结构时，我们就理解了该对象。陈嘉明提出了自己关于理解论的几个基本主张：第一，理解与认识的区别在于“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指的是知道一个事物，具有相关的知识；“知其所以然”则是把握一个事物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或者根据。第二，理解的能力由领悟力、想象力、判断力三种要素所组成的。“想象力”尤其需要被重视。想象力可以带来对新的理论规律的猜想，而知识只是对过去经验的归纳。在当今高新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元宇宙”之类的虚拟世界的出现，也难以有对虚拟世界的意义的理解；第三，理解的方法应该是“最佳解释的推论”。

讲座最后，陈嘉明对目前国内知识论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

在点评环节，陈常燊指出，本次讲座视野宏大，非常具有个人原创性见解，讲座中提到的中国传统的“知识”概念及“真理”概念等的含义都非常有启发性。基于讲座内容，陈常燊向陈嘉明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知、求真的，哲学的目标在于求理解、求智慧。是否可以结合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区别来讨论理解和知识之间的区别？”；第二，“中西知识论与形而上学有何关系？儒家知识论是否只有经验层面？”；第三，“着眼于未来，中西知识论如何汇通？”。

陈嘉明对提问作出了详细回应。针对第一个问题，陈嘉明认为，目前科学跟以往的科技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哲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科学的目标是在于求理解。比如，人们并不在虚拟世界中求真，而是在求理解。针对第二个问题，陈嘉明认为，儒家创始人孔子确实不谈论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孟子的人性论讨论的就是超出形而下层面的形而上学。西方的“形而上学”主要有两个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存在论，对什么是存在加以规定。在康德那里是非经验的、先天的原理或法则之类的东西。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康德的非经验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有相似之处，也有所不同。康德的先天法则是心灵性的，宋明理学的“天理”则是在心灵之外的，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式的东西。针对第三个问题，陈嘉明认为，中西知识论可以汇通的地方似乎并不是很多，可以尝试从知识论的规范性的角度将二者结合。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两千余名师生参加，听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采取了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