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6月8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十二场学术报告，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胡星铭受邀作题为“从证据主义到责任认识论”的讲座。项目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讲座，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陈敬坤教授为点评嘉宾。

讲座开始，胡星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经由胡适的介绍、宣传和他在学术中的身体力行，证据主义在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史辨”学派与中国古典文学史两个研究领域。证据主义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信念伦理学，是对于“我应该相信什么”问题的回答。证据主义主张无证不信，即拥有支持命题p的充足证据才可以相信命题p，如果证据不够，就应当悬而不断。第二种是关于知识论的，即关于知识的定义的问题“什么是知识？”。流行的证据主义将知识定义为：S知道p= S能够用充分的证据去证明命题p为真。

胡星铭指出，对流行的证据主义有一个显然的反驳：我们显然知道有一些命题为真，但无法证明它们为真。比如，如果a="""b，b=c，那么a=c，这一命题显然为真，但我们无法给出证据证明这个命题为真。又比如，他人存在。我们都能看见他人存在，但我们很难证明“他人存在”这个最基本的命题。

胡星铭认为，对于这一反驳，有两种回应方案，一种是让证据主义拥抱怀疑主义，另一种通过重新表述证据主义来拒斥怀疑主义。第二种是主流方案。主流的证据主义者做了两个区分。首先，他们区分了“S拥有支持p的充分证据”与“S能够用充分的证据去证明p为真”。观察（视觉经验）和理智直观（直觉）可以做为支持某些命题的证据，虽然它们可能无法作为证明的前提。比如，当一个人观察到他人存在，（在没有反面证据的情况下）就拥有了支持“他人存在”的充分证据，虽然不能证明他人存在。主流的证据主义者认为，要知道p，S必须拥有支持p的充分证据，但不必能够用充分的证据去证明p为真。其次，他们对“充分的证据”与“确凿无疑的证据”也做出了区分。他们认为，充分的证据不是确凿无疑的证据，即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命题p，也不能百分百地确定命题p为真。确凿无疑的证据则是指确保命题p一定为真的证据。主流的证据主义者认为，要知道一个命题，拥有充分的证据即可，不要求确凿无疑的证据。针对充分与否的判断，一些证据主义者给出了一个标准，即刑法的标准，就是法官在刑法判案时采用的证据标准，不考虑不合理的怀疑，只要求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胡星铭认为，刑法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如果证据主义者采取比更低一点的“充分证据”的标准，就更能够解释我们日常的知识。

基于以上两个区分，胡星铭依次讨论几种改良版的证据主义知识定义：（1.0）S知道p = S相信p，并且S拥有支持p的充分证据。（2.0）S知道p = S相信p，S拥有支持p的充分证据，并且p为真。（2.1）S知道p = S拥有支持p的充分证据，S基于这些证据相信p，并且p为真。1.0版面临着知识与真相隔断的问题。2.0版面临着拥有证据但无视证据的问题。2.1版则面临着葛梯尔（Gettier）问题的挑战。例如，你去医院体检，几天后医生告诉你，你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医生是相关专家，他的证词对你而言是很强的证据。于是，你相信了医生的话。然而，事实上，医生是错把另一个人的体检报告当成了你的体检报告，虽然你的体检报告也显示一切正常。显然，你并不知道你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你只是侥幸正确。然而，根据证据主义的知识定义2.1版，你知道，因为你基于充分的证据相信“你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这个真命题。

胡星铭介绍了一些哲学家对葛梯尔问题的一个诊断方案。在葛梯尔问题的例子中，主体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可能会出现剧情反转，或者用知识论的术语说，是因为存在证据削弱者（no defeaters）：一旦主体意识到某些真相，他原来证据的效力会被削弱。因此，哲学家康尼（Conee）和菲尔德曼（Feldman）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主义知识定义（3.0版）：S知道p = S拥有支持p的充分证据，S基于这些证据相信p，并且p为真，并且没有证据削弱者（不会出现剧情反转）。

许多哲学家指出，证据主义的知识定义3.0版面临两个问题：（A）实用因素的侵入与（B）存在没有证据的知识。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胡星铭提出了一种责任知识论，即S知道p = S以认知上负责的方式相信p，p为真，并且没有责任削弱者(no defeaters，不会有剧情反转)。胡星铭指出，责任知识论的知识定义与证据主义相比，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第一，证据主义的知识定义很强调充分证据，而责任知识论的知识定义里面没有提到证据；第二，证据主义讲的是证据削弱者，责任知识论讲的是责任削弱者。一些证据主义者会把认知上负责还原成跟着证据走，认为跟着证据走才算认知上负责，反之则是认知上不负责。胡星铭反对这种观点，主张有时候不跟着证据走，也能以认知上负责的方式相信某一个命题。

胡星铭吸收了Foley, Goldberg和Peels等哲学家的观点，认为S是否以认知上负责的方式在t时刻相信p,不仅仅依赖于S在t时刻拥有的相关证据，还依赖于其他因素，有时候，其他因素甚至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其中三个最重要因素：第一，S之前是否尽到认知责任。第二，p是否为真在实践上的重要性。第三，S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不同对于某一命题认知上负责的标准也不同。

讲座最后，胡星铭用责任知识论的知识定义，尝试解决证据主义3.0版本遇到的“实用因素的侵入”与“没有证据的知识”两个难题。

在点评环节，陈敬坤指出，讲座内容丰富，论证严谨，非常具有个人原创性的见解。基于讲座内容，陈敬坤与胡星铭就以下三个问题做了赋有启发的交流：第一，“我们原则上没有办法去穷尽收集所有证据，认知上负责与否是否可以有量化的标准”；第二，“如果证据有强度，信念应当也有强度，责任是否只能通过提高证据强度来提高信念度？原则上针对证据主义3.0的批评是否适用于责任知识论？”；第三，“当S1发表了新的发现，虽然S2并未收集到该消息，S2是否有必要放弃自己目前的信念吗？这是否在苛求S2拥有上帝视角？S2可以安于已有的证据而接受某个信念吗？”。

在互动答疑环节，线上听众踊跃提问。胡星铭对“是否不存在一个没有问题的知识定义？如果是，是否意味着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新的知识论？”，“责任知识论是基于责任这个概念建立的一个知识论主张，责任是否总是要求某种对责任的意识或者认识？能否说某人没有意识或认识到他的责任但却最终尽到了他的责任？”“认知主体无意的动作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认知责任？”“是否存在一种责任无涉的知识？”等问题都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2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听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采取了线上直播的方式。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董化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