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兰台世界》2014·11 月下旬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胡跃丰 陈清春
摘要 佛教对辽朝统治者巩固政权以及国家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辽以佛亡”的话语还是在后代不停地传着。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深层次来剖析辽代灭亡与崇佛的关系，可以看到辽朝的灭亡绝不单单是因为统治者沉迷佛教，还和当时制定的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
关键词 辽代 佛教政策 灭亡 影响
中图分类号G275.1 文献标识码A
辽朝（916—1125），是中国五代十国和宋朝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辽朝原名契丹，后改称为“辽”。在辽朝的发展过程中，北方地区的佛教深受当朝统治者的青睐，尤其是在辽国管辖境内，寺院遍布，梵塔林立，僧尼众多。在历史上也有文献说辽朝的灭亡和当时所建立的佛教政策有很大的联系。因此，为了探寻事实的本质，对辽代佛教以及当时的政策和社会影响作出了全面的分析。
一、从原始游牧至佛教信仰的树立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在北方的大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一条从大兴安岭南端奔腾而下，另一条自医巫闾山西端而来，契丹人分别把他们称为是“黄水”和“土河”，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就产生了契丹民族。而关于契丹人还有一个青牛和白马的传说：一位在天宫久居的天女感到生活无比的烦闷，想要到人间走一走，一解寂寞枯燥。她驾着青牛车，从“平地松林”沿着横水顺流而下，边走边玩，天女活泼好动的性子通过游走山间释放了出来。这时天女遇到一位温文尔雅的仙人，这位仙人乘着一匹雪白宝马，从“马盂山”随土河一直向东信马由缰。在横水和土河的交汇处青牛和白马相遇了。天女和仙人一见钟情，他们松开马缰，叱走青牛，眼含笑意地向对方走来。天女和仙人终于相爱了，结合在了一起，繁衍了他们的后代。青牛和白马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在《辽史》中有青牛和白马最权威也是最准确的记载：“（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1]36所以关于契丹人的起源地应该是老哈河流域和西拉木伦河。在我国历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就是契丹族，他们的生活以游牧和渔猎为主。契丹的原意是镔铁，表示坚固坚韧的意思，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壮大，大量汉人开始往北方迁徙、不断扩大的统治区域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以至于在辽朝广泛流传中原的儒、道、佛三教。再加上佛教对外传授的因缘思想，更让辽朝统治者对此种说教和佛法产生好奇，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和安抚大量北迁的汉人，辽朝统治者也开始借用佛教来笼络人心，化解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佛教在辽朝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大原因就是当朝统治者和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唐天复元年（901），契丹建立了第一座佛寺，根据历史文献的大量记载，都可反映当朝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如：天复六年（906），“以兵讨两冶——以示天助雄威。”神策三年（918）“诏建孔子庙——道观。”天赞四年（925）“幸安国寺———纵五坊鹰鹘。”早期契丹统治者面对多民族杂居以及多种经济形态和文化习俗，佛教的出现可有效地缓解多个层面带给朝廷的压力，想要形成共存的社会，就要给予佛教自身合作的地位。
与此同时，契丹贵族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对本土的宗教越发冷漠，而辽朝佛教发生转折性的一个标志则是菩萨堂的建立。在天显十二年（937），太宗把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到契丹族的发祥地去供奉，就是“木叶山建庙”。从此把白衣观音像尊为家神，即“菩萨堂”。太宗的此种作为在显示他对佛教的认同，从那以后，契丹慢慢接受佛教替代以往的宗教信仰，并逐渐在辽朝发展和壮大。
二、佛教政策在辽朝的发展历程
辽朝历代统治者把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并大力推崇。针对佛教最根本的政策则是，斥巨资广建佛寺，建立“功德”。统治者为了可以神佛保佑江山永固，神佛降临，在寺院举行多种礼佛活动，如布施、赦囚、饭僧等形式。从而一种社会风气就在广建佛寺中兴起了，不仅统治者原意出巨资广建佛像，皇帝身边的皇天贵胄都心甘情愿去供奉神佛。到最后，辽朝皇帝开始动用国库来筑造寺院，费用难以数计。当时劳动人民所缴纳的赋税才是建造寺院资金的由来。辽朝统治者的这一举措，无疑增加了人民对朝廷的不满，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扩大，下层人民的反抗，这与当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而建立佛教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国家的稳定必然会和过度的崇佛相对立，这都在不停地消损着国家的财力，激化下层人民的矛盾。
寺院大增并不是广建佛寺想要的结果，反而滋生出一批贵族僧侣。对这些僧侣辽朝统治者经济和政治方面都给予了不同的优待。首先在政治上，僧人在朝廷受重用，加官晋爵，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僧人入朝为官的例子，辽朝只不过是在借用以往朝代的模式而已。辽朝对僧人在政治上的扶持，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辽朝政权。因为在当时，僧人的数量在不断激增，辽帝就采用“以僧治僧”的方式来稳定局面。僧人在辽朝的地位随着政治上的优待不断提高，尤其是在《辽史·圣宗纪》中曾提到：“三年春正月丙寅朔，以僧隐为平章事。”[2]246 可见，在当时的辽朝，僧人的作用有多权威，但在这些权威的背后，也是在激发朝廷其他文武大臣的不满，辽朝内部已经有了嫌隙。其次，辽帝对高僧们在经济上的优待，上层的僧人可以享受黄金房屋，拥有大量财产。高僧们凭借朝廷给予的政治优势，富甲一方，这些都是辽朝统治者过度崇奉佛教的结果。百姓因为僧侣地主大量侵吞，忍气吞声，命运凄惨。更有一些僧侣借着大修寺院的借口，搜刮民脂民膏，挥霍民财，久而久之，国内各种矛盾就此被激化，人民开始反抗。还有就是在国家一些重要部门，大量僧人占位于此，影响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有高僧喜欢去和当时的帝王谈论佛道，诗词歌赋，让辽帝每日沉迷于佛教当中，荒废朝政，皇帝正常的军政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三、佛教政策加速辽朝灭亡的渊源
通过上述佛教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就可得知，为什么历史文献上会传出“辽以佛亡”，其中崇佛是因素之一，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辽朝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建立。如果拿宋代的佛教与辽朝的佛教相对比，就可看出其中的优与劣。宋代在针对佛教这一问题的时候，采用方法是既利用又限制，宋太祖在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就曾颁布这样的法令：“诸路州府寺院……，当废未毁者存之。”[3]19 对宋代存在的寺院持保护政策，严禁重新构建，一直到南宋时期这个制度还延续着。寺院数量被限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一些僧人就不会打着国家的幌子去勒索佃农，间接减少了人民与国家的矛盾。所以，宋代在管理佛教或者创立佛教政策时都是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因此，佛教没有威胁到宋代的统治。
而对于辽朝来说，辽帝不但不限制寺院的扩建，还鼓舞斥巨资翻新或重建新寺院，人民的农地被一些僧侣地主给侵占，百姓受到了严重的压迫。在政治上，辽帝给予僧侣绝高的地位，在朝廷的重要部门都有僧人在位，国家的正常运转受到了挑战。文化上，辽帝日日夜夜沉迷于佛教，无心打理朝政，加速着辽朝走向灭亡的道路。其实，辽朝统治者对佛教还是可以用镇压的手段来抑制的，著名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都在警示着统治者对佛教不应是放纵的态度，如果佛教与国家政权出现正面的利益冲突，统治者应毫不犹豫地为了国家和人民彻底批佛教。唐朝之所以能把佛教与国家的关系处理妥当，就在于当朝统治者勇于吸取以往朝代制定以及管理佛教政策的经验教训[4]78。为了有效地维护王朝的统治，佛教理应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出现在人民面前，而辽朝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放任态度，让这种思想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违背了当初建立政策的初衷，不但皇权没有得到巩固，反倒激发了人民对国家的矛盾，这都是得不偿失的结果。传统的文化没有得到弘扬，最终成为残害人民和迫使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手段，辽朝的灭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尤李.辽朝崇佛政策的确立与政局的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06（4）.
[2]温金玉.辽金佛教政策与律学发展[J].佛学研究,2008（1）.
[3]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Karl A Wi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Temples and Monasteries”，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 125），NewYork：Macmillan Press，1949.
★作者胡跃丰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在读研究生；陈清春为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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